《第二次握手》曾经“影响一代中国人”，她犹如“划过黑夜的一道闪电”，使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人民，“在冷漠的寒夜里得到了瞬刻的温暖。”这一旷世的文字狱，使作者张扬遭受了4年之久的囹圄之灾，其间的磨难与斗争，痛苦与反思，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警醒，深思！
张扬在其新作《“第二次握手”文字狱》（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）中，详尽地讲述了《第二次握手》的流传情况及其后果。下面是从中摘录的部分内容。
《握手》全书二十五万字。按当时的“稿酬标准”，最高每千字七元，共计一千七百五十元。当《握手》印数突破三百万册，超过《李自成》，跃居建国以来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的第二位后，大约在1980
年春，王维玲到医院看我时说，在每千字七元的最高标准之上，还有一种“超级稿酬”，每千字十元。出版社打算按这种“超级标准”补发一笔钱给我。不久，确实又付了七百五十元。据说，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所有作品中，只有三部书荣获这种“超级标准”，即柳青的《创业史》，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和我的《第二次握手》。
《创业史》（第一部）初版于1960年，总印数114万册。《李自成》第一卷初版于1963年，总印数230万册；《李自成》第二卷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写作并于1976年出版的，总印数188万册。《创业史》第一部和《李自成》第一卷均初版于六十年代前期，当时的稿酬额应该是很高的。《李自成》第一、二卷总印数418万册，仍比《握手》少，因此才有《握手》超过《李自成》而居第二位的说法。
也就是说，在1979年，如果两本书字数相同计酬标准也相同，而一本卖了几百万册，另一本只卖出几册，两位作者所得稿酬却会是相同的——这就是当时的“平等”。
《握手》的四种少数民族文本（当时共印46700册），三种连环画册，所改编的无数舞台艺术形式和广播电影形式，都不给原作者一分钱，不给原作者送样书，事前事后也都不给原作者说一声；所改编的其他艺术形式，就更甭提了。
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故事片《第二次握手》，汇给我三百元；但如果他们一分钱不给，他们也没错。听说制作拷贝一百二十八部，那么就是说，平均每部拷贝付给原作者约二元三角四分。
长篇小说《第二次握手》每本定价八角四分，总码洋361．2万元。如果按版税计酬方式，以10％计，税后稿酬28．9万元，合今天几百万元。如果采用一种奇特的方式，譬如每本书付稿酬一分钱，那么也有四万三千元，合今天几十万元。
假设今天出版《握手》，每本定价十六元。如能印到四百三十万册，总计码洋六千八百八十万元；按10％版税付酬，扣除所得税后是五百五十万元。
当时一位病友劝我：“还是社会主义优越！你住院用了一千多元，不都是公费医疗吗？若在资本主义社会，这一千多元就得你自己掏，而你每月工资只有三十一元！”我笑道：“若在‘资本主义社会’，稿酬几十万元，还愁这一千多元住院费吗？”
大约是1981年或1982年，开始实施所谓印数稿酬；制定这个制度的人，首先考虑的是怎样使作者尽量少得，使中国的作家保持“无产者”地位。按这个“制度”的规定，一本书印数越多稿酬越多，但不是按比例增多，而是按比例递减，直到递减为零。按照印数越多成本越低的规律，出版社可以从中按比例或超比例获取高利润；然而作者恰好相反，印数每高一个档次作者所获稿酬更低一个档次，直到低得几近于无。
这里不妨举个“几近于无”的实例：浙江人民出版社是租型重印《握手》的十几家出版社之一。开始实施所谓印数稿酬制度以后不久，该社再度重印二万册。不知实际上印了多少，也不知他们向中青社缴纳了多少租金，反正后来由中青社一位财务人员将二十五元“印数稿酬”交给了我在该社工作的一个亲戚，以节省那二角五分钱汇费。但上午面交下午赶忙索回五元，说是“算错了”。也就是说，重印二万册书，我所得“印数稿酬”为二十元——平均每册一厘钱。
——我一直不愿细看条文。但我相信，一本书加印二万册，按“条文”规定也不会每册书只付作者一厘钱的；这一厘钱的标准，恐怕是按“递减原则”从当时四百多万册的总印数上起算的。如果存心厚道一些，有良心一些，或者说实事求是一些，从实施条文之日开始以零册起算，是决不至于印两万册书只付给作者二十元稿酬（如果这也能叫“稿酬”的话）的。
总之，我在湖南的工资是所谓“资产阶级法权”的“八级工资制”中最低的——“一级工”，月薪三十一元；而我在北京所得稿酬是所谓最高标准乃至“超级标准”，每本书开头得零点四厘钱，后来得零点五八厘钱，实施“印数稿酬”后是一厘钱——这种状况的好处是使我和妻子幸免沦为“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”，拯救了我们的灵魂；坏处是使我们长期极端贫困，不仅没有“先富起来”，也没有“后富起来”，一直被贫苦所困，体现不出改革开放的优越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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